尽管内阁进行了改组，但既定的政策方针应不会有实质性变化。不过，内阁孰走孰留对中国有何影响以及新内阁如何贯彻既定政策，仍值得解析。

　　9月3日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二度执政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。新内阁19名成员中有15名是日本最大右翼组织“日本会议”的成员。但比起其“左右色彩”，新内阁会否“承前启后”或许更为引人关注。

　　本届内阁的新特点是高度集权并呈现出“洋葱”形特征。其核心是首相安倍晋三和副首相麻生太郎；中间两层中，一是负责防务、外交、反恐、信息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；二是中央各省厅大臣；表层是负责具体工作的次官。实际上，真正重要的是核心和表层。

　　此次改组内阁有这样一个背景：在日本，按照不成文的规定，五次当选众议员、三次当选参议员，即有“资格”入阁，现在国会中够“资格”的议员约有60人，但内阁里的位置只有不到20个，为了满足某些议员的权力欲，只能“有官轮流做”。

　　安倍改组内阁的一大目的是安抚和拉拢各派议员，为其赢得下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，因此，他在人事安排上非常讲求“平衡”。

　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“四大臣”中，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留任，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“出阁”，最根本的原因是，两人皆属以岸田文雄为首的“岸田派”，不能让该派独大。前少子化担当相小渊优子出任经济产业相，一方面释放了安倍将推行“女性经济学”的信号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前首相小渊惠三之女小渊优子系“小渊派”的掌门人。

　　另外，安倍起用二阶俊博出任自民党总务会长，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二阶俊博为“二阶派”首领。不少分析认为这一人事调整释放了“向中国示好”的信号，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，就政治倾向而言，“二阶派”有非常强烈的右翼色彩。

　　尽管内阁进行了改组，但既定的政策方针应不会有实质性变化。不过，内阁孰走孰留对中国有何影响以及新内阁如何贯彻既定政策，仍值得解析。

　　岸田留任对改善中日关系是有利的。有人认为岸田是“亲华派”，此说未必可信，但岸田家族成员确实有人在亲华政权中任职，也有人从事与中国相关的贸易。

　　2013年1月6日，刚刚就任日本外相的岸田文雄曾公开呼吁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沟通，解决钓鱼岛问题，美国媒体甚至发表了题为《与安倍唱反调，日本新外相成“中国内应”》的评论。外界还注意到，岸田文雄出任外相后并无过激言论。

　　2014年9月3日，续任外相的岸田文雄表示，“愿意与中国推进战略互惠关系。今后通过对话与交流，希望能够实现高层对话。”

　　小野寺五典素以对华强硬著称，其此次“出阁”对于改善中日关系也是有利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取代小野寺五典的江渡聪德曾任防卫副大臣，同安倍关系密切，且支持安倍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，他兼任的安保法制担当相，要负责日本安保改革等一系列法案在国会审议时获得通过。

　　日本的安保政策还将有什么变化有待观望，但将《武器出口三原则》改为《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》已足以引起中国警惕。

　　日本之所以作此修改，一是为了释放军工企业的产能，二是为了贯彻“独立强军”路线。

　　今年7月，安倍访问澳大利亚时与澳方签署了日本出口“苍龙”级潜艇技术的协议。同月，日本国家安保会议批准向美国企业出口导弹零部件、与英国共同研究战机导弹技术。另外，日本还将与印度加强防卫合作，包括建立防长和外长2+2安全协商机制。9月底，日本还将与东盟各国洽谈出口防卫装备事宜……

　　日本政府声称，“如果东盟国家能增强防卫能力，日本的安全环境也会得到改善。”这就是安倍鼓吹的“只有维护世界和平，日本的和平才能获得保障”的所谓“积极和平主义”，其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值得高度警惕。